第七节 宋武暂平关中 (第3/4页)

府，总摄后事，留穆之以辅之，加建威将军，置佐吏，配给资力。西伐司马休之，以中弟道怜知留任，事无大小，一决穆之。十二年北伐，留世子为中军将军，监大尉留府，转穆之左仆射，领监军、中军二府军司将尹。盖恃为留守之长城矣。穆之以十三年十一月卒，以司马徐羡之代管留任。于时朝廷大事，当决穆之者，并悉北谘；穆之前军府文武二万人，以三千配羡之建威府，余悉配世子中军府；其倚任，远非穆之之比矣。（穆之之殁，高祖表天子曰：“岂惟谠言嘉谋，溢于民听。若乃忠规远画，潜虑密谋，造膝诡辞，莫见其际。功隐于视听，事隔于皇朝，不可胜记。”此与魏武帝之惜荀文若正同。一代革易之际，必以武人位于大君，此不过藉其犷悍之气，以肃清寇盗，驾驭武夫，至于改弦更张，所以扫除秽浊，而开百年郅治之基者，必藉有文学之士以为之辅。此其功，与武人正未易轩轾，特不如武人之赫赫在人耳目耳。然当革易之际，能为大君而开一代之治者，亦必非犷悍寡虑之流，不过武功文治，各有专长，不得不藉文人以为之辅。既相须之孔殷，自相得而益彰，其能相与有成，亦断非徒为一身之计也。《宋书·王弘传》言：弘从北征，前锋已平洛阳，而未遣九锡，弘衔使还京师，讽旨朝廷。时刘穆之掌留任，而旨从北来，穆之愧惧，发病，遂卒。此真以小人之腹，度君子之心，与谓荀文若不得其死者无异。《张邵传》言：武帝北伐，邵请见曰：“人生危脆，必当远虑。穆之若邂逅不幸，谁可代之？”可见穆之罹疾已久矣。《南史》言武帝受禅，每叹忆穆之，曰：“穆之不死，当助我理天下。可谓人之云亡，邦国殄瘁。”又岂专为一身起见哉！）十二月，裕发长安。以弟二子义真为雍州刺史，留镇，而留腹心将佐以辅之。以王修为长史。义真时年十二耳。十四年，正月，裕至彭城，复以刘遵考为并州刺史，镇蒲阪。遵考，裕族弟也，裕时诸子并弱，宗族惟有遵考，故用焉。赫连勃勃闻裕东归，大悦。问取长安之策于王买德。买德教以置游兵，断青泥、上洛之路，杜潼关、崤、陕，而以大兵进取长安。勃勃善之。以子璝都督前锋诸军事，率骑二万，南伐长安，子昌屯兵潼关；买德南断青泥；而勃勃率大军继发。义真中兵参军沈田子与司马王镇恶拒之北地。（见第二章第二节。）田子素与镇恶不协，矫刘裕令，请镇恶计事，于坐杀之。王修收杀田子。治中从事史传弘之击赫连頊，大破之，夏兵退。义真年少，赐与不节，王修每裁减之，左右并怨，白义真曰：“镇恶欲反，故田子杀之，修今杀田子，是又欲反也。”义真乃使左右刘包等杀修。修既死，人情离骇，无相统一。于是悉召外军，入于城中，闭门距守。关中郡县，悉降于夏。勃勃进据咸阳，（见第六章第四节。）长安樵采路绝，不可守矣。十月，刘裕遣朱龄石代义真。敕龄石：“若关右必不可守，可与义真俱归。”诸将竞敛财货，多载子女，方轨徐行。傅弘之谓宜弃车轻行，不从。《晋书·勃勃载记》云：“义真大掠而东，百姓遂逐朱龄石，而迎勃勃入于长安，”岂不痛哉？赫连溃率众三万，追击义真。至青泥，为所及。蒯恩断后，被执，死于虏中。（恩时遣入关迎义真者。）毛修之、传弘之并没于虏。（修之夏亡没于魏。弘之，勃勃逼令降，不屈，时天寒，裸之，叫骂，见杀。）王敬先戍潼关之曹公垒，朱龄石率余众就之。虏断其水道，众渴不能战，城陷。被执至长安，皆见杀。刘裕遣朱超石慰劳河、洛，始至蒲阪，直龄石弃长安去，济河就之，亦与龄石并陷虏见杀。刘遵考南还，代以毛德祖，（义真中兵参军。）勃勃遣其将叱奴侯提率步骑三万攻之，德祖奔洛阳。关中遂没。
  《宋书·武三王传》曰：高祖闻青泥败，未得义真审问。有前至者，访之，并云：“暗夜奔败，无以知其存亡。”高祖怒甚，刻日北伐。谢晦谏，不从。及得段宏启事，知义真已免，乃止。（宏义真中兵参军，以义真免者。）此浅之乎测丈夫者也。高祖即善怒，岂以一子，轻动干戈？《郑鲜之传》云：佛佛虏陷关中，高祖复欲北讨，鲜之上表谏曰：“虏闻殿下亲御大军，必重兵守潼关。若陵威长驱，臣实见其未易；若舆驾顿洛，则不足上劳圣躬。贼不敢乘胜过陕，远慑大威故也。若舆驾造洛而反，凶丑更生揣量之心，必启边戎之患。江南颙颙，忽闻远伐，不测师之深浅，人情恐惧，事又可推。往年西征，刘钟危殆；（伐司马休之时，以刘钟领石头戍事，屯冶亭，有盗数百夜袭之，京师震骇，钟讨平之。冶亭，在建康东。）前年劫盗破广州，人士都尽；三吴心腹之内，诸县屡败，（三吴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皆由劳役所致。又闻处处大水，加远师民敝，败散自然之理。殿下在彭城，劫盗破诸县，事非偶尔，皆是无赖凶慝。凡顺而抚之，则百姓思安；违其所愿，必为乱矣。”此当时不克再举之实情。《王仲德传》云：高祖欲迁都洛阳，众议咸以为宜，仲德曰：“非常之事，常人所骇。今暴师日久，士有归心，固当以建业为王基，俟文轨大同，然后议之可也。”帝深纳之。《武三王传》亦言：高祖之发长安，诸将行役既久，咸有归愿，止留偏将，不足镇固人心，故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