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六节 梁武代齐 (第5/6页)

群小恣横，亦不自东昏始。《纪》言帝初任徐世檦为直，凡有杀戮，皆其用命，后稍恶其凶强，遣禁兵杀之，然则帝所用小人，或且自除之也。要之，史于帝之所为，皆附会为罪状；明明人所共有之事，于帝则指为罪大恶极；此真所谓文致。然其锻炼并不甚工。如云：帝尤惜金钱，不肯赏赐，茹法珍叩头请之，帝曰：“贼来独取我邪？何为就我求物？”后堂储数百具榜，启为城防，帝曰：“拟作殿，”竟不与城防巧手，而悉令作殿，昼夜不休。又催御府细作三百人精仗，须围解以拟屏除。金银雕镂杂物倍急于常。此岂似能坚守围城者之所为？且与他诸奢侈之事，何由相容乎？帝之性，盖颇近材武；（《南史·纪》言：帝甚有筋力，牵弓至三斛五斗。能担幢。初学担幢，每倾倒，在幢杪者必致踠伤。其后白虎幢七丈五尺，齿上担之，折齿不倦。始欲骑马，未习其事，俞灵韵为作木马，人在其中，行动进退，随意所适，其后遂为善骑。皆可见其材武。围城之际，被大红袍，登景阳楼望，弩几中之，亦非怯弱者所能为也。）而其作事，亦能敏以赴机，（《纪》云：明帝临崩，属后事，以隆昌为戒，曰：“作事不可在人后，”故委任群小，诛诸宰臣，无不如意。案此亦由以近事为殷鉴使然也。）故宰执竟为所斩艾。然方镇又相继背叛，荆、雍厚集其力，合从缔交，则其势实有不易抗者，帝之亡，亦非战之罪也。遥光之死，罪不及孥，宝夤见胁，亦遭宽释，宝玄、昭胄，则固罪有应得也。崔慧景之败也，收得朝野投宝玄及慧景军名，帝令烧之，曰：“江夏尚尔，岂复可罪余人？”其措置实颇有思虑。郢、鲁二城，死者相积，竟无叛散，时以张冲及房僧寄比臧洪。席谦镇盆城，闻梁武兵东下，曰：“我家世忠贞，陨死不二。”为陈伯之所杀。（《齐书·张冲传》。）马仙琕为豫州刺史，梁武使其故人姚仲宾说之，仙琕斩以徇。梁武兵至新林，仙琕尚持兵于江西，日抄运漕。建康陷，号哭经宿，乃解兵归罪。
  凡此效忠者之多，固不必悉由东昏之善用，然亦可见其非不可辅。加湖未捷之际，西师实颇蹈危机，一时败亡之君，支持危局，未有若是其坚凝者，正未可以成败论也。
  萧颖胄之起兵也，遣杨公则下湘州。公则留长史刘坦行州事，而身率湘府之众，会于夏口。时义阳大守王抚之天门大守王智逊，武陵大守萧强等，并不从命，颖胄遣吉士瞻讨平之。（义阳，见第八章第七节。天门，见第三章第九节。武陵，见第三章第六节。）巴西大守鲁休烈，巴东大守萧惠训亦不从。（巴西、巴东，皆见第三章第六节。）颖胄遣刘孝庆进峡口拒之。为休烈及惠训子璝所破，进至上明。（见第六章第四节。）江陵大震。颖胄驰告梁武：宜遣公则还援。梁武不听。颖胄遣蔡道慕屯上明以拒之，久不决。颖胄忧虑成气，十二月，病卒。《梁书·柳忱传》云：郢州平，颖胄议迁都夏口，忱谏以为巴峡未宾，不宜轻舍根本，摇动民志。颖胄不从。俄而巴东兵至硖口，迁都之议乃息。论者以为见机。盖当时荆雍之间，亦未尝不相忌，梁武之必厚集其力而不肯分兵，或并非但虞郢、鲁二城也。梁武之下也，留弟伟守襄阳，而以杜陵人韦爱为司马。（秦杜县，汉曰杜陵，见第三章第五节。）时州内储备及人皆虚竭，魏兴大守裴师仁，（魏兴，见第三章第六节。）齐兴大守颜僧都，（齐兴、始平二郡，皆侨治武当。武当见第三章第九节。）并据郡不受命，举兵将袭雍州。州内惊扰。爱素为州里所信服，乃推心抚御，率募乡里，得千余人，与僧都等战于始平郡南，大破之，百姓乃安。和帝司马夏侯详，与萧颖胄同创大举，凡军国大事，颖胄多决于详。时为尚书仆射。建议征兵雍州。遣卫尉席阐文往。伟乃割州府将吏，配弟憺赴之。璝等闻建康将下，皆降。详又让荆州刺史于憺，荆州遂折而入雍。东昏侯之死也，宣德大后令：以梁武帝为大司马，录尚书事，扬州刺史，承制。中兴二年，正月，后临朝。二月，湘东王宝晊兄弟有异谋，被杀。（安陆昭王缅三子：宝晊，宝览，宝宏《齐书·本传》云：东昏废，实晊望物情归之，坐待法驾。既而城内送首诣梁王。宣德大后临朝，以宝晊为大常。宝晊不自安，谋反。兄弟皆伏诛。《南史·王亮传》：亮为尚书左仆射。东昏遇杀，张稷等仍集亮于大极殿前西钟下坐议。欲立齐湘东嗣王窦晊。领军王莹曰：“城闭已久，人情离解，征东在近，何不谘问。”张稷又曰：“桀有昏德，鼎迁于